剧评 | 故里、天下与人心：地域叙事中的历史回响与文明根脉——从《吴越长歌》看历史题材创作的当代性转化

潮新闻客户端帅奇芳

2026年初，大型原创历史话剧《吴越长歌》在杭州的首演，不仅是一次舞台艺术的呈现，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叩问与文化寻根。该剧由浙江演艺集团、浙江话剧团联合杭州市临安区委宣传部等共同打造，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，其意义远超一部普通历史题材话剧的范畴。它精准地锚定“临安”这一地理与文化原乡，以五代吴越国百年兴衰为经，以钱镠及其继承者的治国实践为纬，编织了一幅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地域生命力的叙事画卷。与同期影视作品《太平年》《吴越国》形成的“杭产三部曲”互文，彰显了浙江文化界对本土历史资源进行系统性、当代性转化的自觉与能力。尤为重要的是，该剧通过“故里临安”这一独特叙事视角，将一段尘封的王國史，升华为一场关于治国智慧、民本精神与文化认同的现代对话，实现了地域叙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的深度融合。

一、叙事基石：地理原乡与精神成型的辩证

《吴越长歌》的叙事力量，首先源于其对“临安”作为钱镠精神原乡的深刻发掘与艺术重构。该剧没有将“故里”简单处理为人物的出生背景，而是将其提升为驱动历史人物抉择、形塑政权性格的核心动能。编剧夏强坦言，创作旨在“让钱镠的民本精神被更多人看见”，而这一精神的活水源头，正深深扎根于临安的土壤之中。剧中，从“钱婆留”的乡野传说，到对天目山水的深情眷恋，再到对父老乡亲手足般的承诺，这些细节共同构筑了钱镠作为“临安之子”的情感世界与价值底座。这使得他日后“保境安民、善事中原”的国策抉择，脱离了单纯的功利计算，呈现出一种由乡土伦理升华而来的、近乎本能的道义担当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剧作通过“去神化”处理，生动刻画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自省、成长的“学习者”形象。钱镠并非天生的圣主明君，其人生轨迹充满张力：从凭借“铁扁担”横扫浙西的草莽豪杰，到坐拥十四州后面临“饮马长江、问鼎中原”巨大诱惑的统治者，他的内心挣扎与最终抉择，恰恰体现了临安地域文化中务实、重情、谨慎的内在性格对其的深刻塑造。这种基于地域文化心理的深度刻画，让历史人物摆脱了脸谱化，成为了一个其决策逻辑可被理解、情感脉络可被感知的“具体的人”，从而让“民本”思想不再是抽象教条，而是源于故土、成于实践的生命智慧。

二、意象构建：舞台符号与集体记忆的共振

该剧的成功，还在于它将临安的文化地理符号，成功地转化为富有叙事功能和情感冲击力的舞台意象，实现了历史记忆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连接。

历史地标的精神赋形。天目山、功臣塔、衣锦军、钱王陵等，在剧中超越了物理空间的指涉，成为承载功业、乡愁与传承的精神象征。例如，“三节还乡兮挂锦衣”的经典场景，通过舞台布景与灯光的诗意化处理，将历史典故、人物心境与临安现存的“衣锦街”等文旅地标进行时空叠印。这种处理，不仅渲染了戏剧氛围，更在观众心中完成了一次“历史的临安”与“当下的临安”的意象缝合，使地方文化记忆获得了鲜活的戏剧载体。

文化寻根的“活态”实践。《吴越长歌》的创排过程本身，就是一次深度的文化考古与“活态”传承。主创团队历时三年的田野采风，深入博物馆、遗址，将如青瓷褐彩云纹熏炉等文物意象，巧妙转化为舞台视觉元素。这使得话剧本身成为一座“流动的临安历史文化展馆”。观众通过戏剧审美体验，先于实地探访便已建立起对这些文化符号的情感认知。当观众日后亲临临安，舞台意象与现实景观交相辉映，历史由此变得可触摸、可对话，实现了“以剧促文，以文彰旅”的深度融合，极大地提升了地域文化的传播效能与当代活力。

三、思想升维：故里视角下的治理智慧与文明启示

从临安这一具体的地域视角切入，《吴越长歌》所展现的吴越国治理智慧，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历史情境和更具普遍性的启示意义。

“猫鱼之争”：乡土伦理对权力逻辑的规训。剧中“权贵宠猫危及渔民生计”这一虚构情节，是一个精妙的政治隐喻。它抽象化了发展过程中“局部利益与民生根本”、“权力任性与民间疾苦”的永恒矛盾。钱镠最终站在渔民一边的裁决，不仅是一次英明的司法决断，更是临安乡土社会“富贵不忘本”、“重实利而轻虚名”的朴素伦理，对君王权力的一次成功规训与升华。这场“猫鱼之争”，可以视为中国传统“民本”思想在特定地域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一个生动案例，也隐约勾连了后世浙东事功学派乃至现代浙商文化中经世致用、反哺桑梓的精神源流。

从“纳土归宋”到“精神长歌”：超越王朝更迭的价值永恒。全剧以“钱王射潮”的勇毅开拓与“纳土归宋”的和平归心首尾呼应，形成了一个深邃的叙事闭环。导演宋国锋指出，这是“中华民族的故事”。而对于临安乃至整个吴越地区而言，这曲“长歌”的终极启示在于：真正的“不朽”与“传承”，并非依赖于政治实体的永久存续，而在于那种以人民福祉为最高准则、以国家统一为终极关怀的治理精神与文化品格，能否在故土的血脉中生生不息。“纳土归宋”并非失败的终结，而是以和平方式将地域治理的成果融入更宏大的文明共同体，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功成”。这使该剧的主题超越了地方历史的荣光追忆，触及了中华民族追求统一、向往和平、珍视民生的深层文化基因。

话剧《吴越长歌》的价值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叙事转换：它将“吴越国历史”这一宏大命题，巧妙地收束于“临安”这一充满情感温度的地域叙事框架之内，又将“临安故事”的精髓，提炼并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智慧与文化反思。它让临安从历史版图上的一个坐标，转变为驱动剧情、塑造人物、承载主题的主动能。这不仅是浙江话剧团在历史题材创作上一次兼具广度与深度的开拓，更是地域文化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优秀范例。当剧场灯光渐暗，那曲由历史深处传来的“长歌”，其所吟唱的关于家园、百姓、土地与抉择的永恒命题，必将在当代观众的心中激起持久回响，继续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原野上，传唱不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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